1990年的春天，一个夜黑风高的午夜，弟弟悄然降生在外婆家的破旧仓库里。距离我妈躲进去，正好四个月。

第二天一大早，一睁开眼我便见到了从邻镇村里赶来报喜的舅舅。他摸了摸我的头，笑得有些勉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是计划生育抓的最严的几年，双职工家庭更是首当其冲的严管对象。6岁的我还不知道“1984年出生的自己有一个1990年出生的弟弟和一对在镇上铸钢厂上班的双职工父母”意味着什么，只是单纯因为马上能见到妈妈而开心着。

跟着我爸和我舅赶了几公里山路，见到我妈时，已经快中午了。她正躺在仓库一角用木板临时搭起的床铺上，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熟睡。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了一眼虚弱的我妈，又看了一眼被子里邹巴巴的婴儿，有些茫然无措。好在，表姐们很快便招呼我出去玩了。

那一晚，我被我爸早早安排在仓库角落的临时小床上睡下。我爸和我妈在离我不远的另一边神秘地商量着什么，一会儿眉目舒展，一会儿眉头紧锁。

躺在床上无聊，我只能靠偷听大人谈话打发时间。隐约听见我爸压低着声音说：“你别急，明天我回趟老家，问下傻子哥，看他能不能帮忙挑一肩，把大妮过继给他。”

接着是我妈略带哭腔的声音：“瞎说！我不答应！大不了……”

然后我爸叹道：“这不是还不到那一步嘛，明天先去问问……”

断断续续中我懵懂知道了一件事：有了弟弟，这个家里我好像就……多余了。

虽然知道这一夜对我很重要，但年幼的我还是没能抵挡住铺天盖地的睡意，没有偷听到结果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爸便喊我起床，说是要带我回趟老家。我心里很慌，怕自己一去不回；又不敢问，怕问多了，我爸嫌我烦，更不想要我了。

我乖乖站在仓库门口等我爸出门，听见他转身对躺在床上抹眼泪的我妈说了句：“就是走个过场，不是真的过继。”

那一刻，我悬了一夜的心终于放下，给我妈一个灿烂的笑容，欢欢喜喜地走了。

回到老家，我奶正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院墙上架起的簸箕里晒着一些干菜。一进门，我爸就笑着跟我奶说：“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奶面露喜色忙进屋道：“那我收拾收拾去照顾月子。”

“先不急。那个……我去趟傻子哥家，看他能不能帮忙挑一肩。”我爸轻声道。

“要他挑哪门子肩？你别动歪心思，他家可不好缠。”我奶厉声道。

“我就去问问，不行就算了。”我爸边说边走出了院门。

我奶气不过，转身对我恨恨道：“你妈真狠心！她就是舍不得她那工作！”

我傻气地对我奶笑了笑，调皮答道：“我爸说是假的！”说完一蹦一跳地去村里玩了，假装听不见我奶在后面叹道：“哎！农村人的事，未必就那么好办！”

接近正午，我爸才回家。一进门便兴奋地对我奶说：“傻子哥应了。”

“他家另外几兄弟呢？你没问下？”我奶连忙问道。

“就走个过场，不用那么麻烦吧。”我爸随口道。

“哎，你想简单了，他们那家人呀……”我奶还没说完，只听“啪啪啪”几声脆响。老屋破旧的栅栏院门应声倒地，三个高大的身影突然闯入。

一抬头，我看到村里傻子伯伯的三个兄弟正凶神恶煞地在我家破旧的小院内乱砍乱砸：我奶晒在外面的簸箕被掀翻在地，晾晒的衣服被丢的到处都是，门口的狗也被踢得不敢上前，只远远地叫着。

同村同族的三叔手里拿着一把砍柴刀，四叔手上拿着一根粗棍子，黑黝黝的二叔在后面拉扯着两人，看起来像是在阻拦，又像是在撺掇。三个人嘴里骂骂咧咧，手上推推搡搡，一时间原本就不大的小院顿时吵吵闹闹，场面异常混乱。

“欺负我哥老实人，替你背锅，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工作想要，儿子也想要，好事都让你占尽，你真当我哥是傻子呀？”

“妈嘞个靶子……骗我哥给你当挡箭牌，也得问问我们同不同意！”

……

叫骂声、撞击声此起彼伏，老屋破旧的门窗口很快便吸引来一些好事的和看热闹的人。作为唯一的双职工家庭，村里人对我家早就是各种明面上的羡慕，内里的嫉妒红眼。这样的局面，很多人求之不得。所以没有人上前阻止，更没有人出面做和事佬，大家都强压着内心的兴奋看这场戏要怎么发展。

我爸是我奶的独子，常年在镇上上班，对打群架一向敬而远之。突然面对眼前的场面，他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奶到底是独自养大一个孩子的女人，一瞬间仿佛武神附体，明明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头，却爆发出二米八的气场，彪悍异常地挡在了窄小的大门前，对着一群晚辈大喝一声：“要杀人，先拿老娘开刀！我还就不信邪，你们敢在我这里动刀子！”

农村人打架，很多时候打的不是架，而是气——人气和气势。所以兄弟多的家庭爱打架，因为觉得有人气，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确可以靠人气获得想要的效果。但如果他们遇上了有气势的对手，也就是不怕死的人，他们的人气就显得不那么好使了。

我奶用不要命的气势成功地镇住了场面。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时间都静止了。在场所有人仿佛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着接下来的好戏。

谁也想不到，接下这场硬仗的竟是另外一位老太太——村里同族的二奶奶，傻伯伯和三位叔叔的亲娘。

只见她小跑着进院子，径直走到我奶面前，厉声道：“都别横！谁也不是真傻子！老娘还没死，都把那点见不得光的小心思放下！既然说过继，那今天就把事定了，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就这样，我爸的如意算盘被二奶奶的一声厉喝震得粉碎——我在众同族叔叔的威逼之下，真的被过继给了村里的傻子伯伯——要不回来的那种。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爸一脸无奈地在过继证明上按下手印，心里再也绷不住了，一边哭一边喊“不是说假的吗？怎么来真的了……”

因为事起突然，加上当时的场面剑拔弩张，所以当晚，我就被带回了傻子伯伯家，安排睡在了黑咕隆咚的偏房。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有些害怕，心里想着自己的爸妈，耳朵却不自觉地偷听起堂屋里的声音——是二奶奶和二爷爷亲自主持的家庭会议。傻子伯伯夫妻，三叔和四叔两夫妻以及单身的二叔全都到场了。

我尖起耳朵听了小半夜，配上之前对这个同村大家族零星的了解，才算大致搞清楚了这个新家庭的基本情况。

二爷爷是十里八乡都熟知的手艺人，拉得一手好挂面，在村里颇有人缘。他拉的油面又细又直，粘在两头竹棍上的挂面头，水煮嚼劲十足，油炸又脆又香。每到年关或小麦成熟的季节，二爷爷便会找个大晴天在门前空旷的平地上搭好面架子，将劲道的湿面粉在正午的阳光中变成一根根笔直的挂面。二奶奶因为帮着卖油面，常年跟人打交道，也算见多识广，颇有些胆识。

在那个崇尚“人多力量大”的年代，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是件特别让人羡慕的事。即使二奶奶的四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太圆全，也不妨碍村里人对这个大家族人丁兴旺的艳羡。

有手艺傍身的匠人家庭，日子比平常人家要稍好一些。在精明能干的二奶奶的操持下，她的四个儿子除了皮肤天生比较黝黑的二叔单身外，其他三个都已成家。

对最小的四叔，二奶奶最是觉得亏欠。小时候孩子多，一时疏忽年仅三岁的四叔栽倒进一锅滚烫的米粥中，将右耳一侧烫得有些萎缩，面相上稍微有点破相。四叔一过二十，二奶奶便亲自去娘家为四叔说来了尚不满十八的俏四婶。

二奶奶唯一的缺憾来自我的养父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傻，只是天生脑袋不太灵光，说话做事比旁人慢半拍，便被村里人叫成“傻子”。好在他们两的情况差不多，经人介绍早早成了家。只是十年了，一直无所出。

村里人都说是脑袋里的病影响了他们生育。家里人也认命了，一心想着抱养一个，却总没遇见合适的。

我的到来一开始并不合他们的心意：一来我那时已经六岁了，对于被领养来说，这个年纪有点大了；二来我离亲生父母太近，他们怕两家人牵扯不清，养着养着又回去了。

但经过白天的事，这个大家族的全体成员便都默认了二奶奶的决定。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弄假成真地从一个双职工小镇幼女变成了山村傻夫妻养女。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可以就此安稳下来，却没想到：不知不觉中，我竟见证与参与了一个大家族跌宕起伏的十年变迁。

6岁孩子的意识毕竟有限，加上养父母性格里木讷的成分反而让人安心，我慢慢适应了这个新家的生活。没过多久，我奶便跟着我亲生父母搬去了镇上，村子里没了他们的消息，我也接受了现实。

自此，时光如水，静静流淌。

变故发生在我9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唱地方戏的戏班子。因为家门口的那块晒挂面的空地适合搭戏台子，因此班主首先找到了二爷爷。开门做生意的二爷爷很爽快地应承下来，带着全家人腾地方给戏班子提供演出场地和临时住所。

那时的农村，有电视的家庭本就不多。即使有，也只能看零星几个台，还得不断转动自己架设的天线，碰运气找频道。戏班子的到来为村里的夜生活注入了鲜活的气息，全村人对他们充满好奇，都想从他们身上探究一丝外面的信息。

作为“东道主”家庭成员，因为可以近距离接触戏班子，我和三叔家的两个女儿成了村里小孩们追捧的对象。我们经常钻进戏班子的化妆间，看他们的戏服、道具和首饰，有时候趁他们不注意，还能摸上一摸。

那一周，我们三因为每天都有新鲜的吹牛资本而人气高涨。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原本准备只唱一周的，因为村里人都觉得唱得好，临时又加了三天。

能加戏，对戏班子而言是莫大的肯定。得知消息的那晚，整个班子里的人都很开心。二爷爷很豪爽地让二奶奶准备了几个小菜，晚场散去，大家一起聚在夏天的深夜里吃宵夜。班主和几个会喝酒的演员一起用我们老家自酿的清酒敬了我们全家。

因为太过兴奋，那晚我一直睡不着，直到后半夜大家都鼾声大作，我还清醒地跟个人精似的。就在我准备醒着迎接公鸡打鸣，耳畔突然传来一声闷哼，然后是“嗖嗖”的茅草摩擦的声音。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想到紧接着又传来一声清晰的“啪”，和我被打耳光时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顿时警觉起来：听方位，就在我房间旁边！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内心的好奇，偷偷爬下床，借着皎洁的月光看到了让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的一幕：只见，月光下二爷爷正背对着放柴火的茅屋低喝“滚！”然后，衣衫不整的四婶竟低着头从茅屋里踉跄着跑了出来。没一会儿，戏班子里我最喜欢的帅气男角演员阿诚竟也从茅屋里钻了出来！只见他一个劲地对二爷爷弯腰点头，几近讨好，可二爷爷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去了班主睡觉的房间。

那天天还没亮，戏班子便在班主的吆喝下动身离开了。和大家愉快相处了好几天的家人在二爷爷的命令下，一个都不许出来相送。

二爷爷一个人坐在大门口沉默地抽着旱烟，一口接着一口，整个早晨被他抽得云雾缭绕。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村里人见到二爷爷都会遗憾问道：“他二爷，怎么不留戏班子多唱几天，不是说好了多唱三天吗？”

此时，二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笑着道：“人家赶场子嘞！”

“可惜了可惜了……”

戏班子走后的第二天，四婶便留下刚满一岁的小堂妹离家出走了。

全家人在二爷爷的威慑下，没人敢问，也没人敢去找。

就在大家以为她不会回来时，面色惨白的四婶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一进门，她便跪在二奶奶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哭道：“娘，我错了，是我眼瞎，是我犯贱，求你看在孩子的份儿上让我留下来。”

那一晚，她磕破了头，哭哑了嗓子，才换来了全家人的原谅，留了下来。